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刻不容缓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提交了《关于将能源革命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关于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关于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3份提案，明确保障能源安全刻不容缓。

　　在《关于将能源革命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案中，刘中民表示，我国能源革命的量化目标及全面评价体系的构建还处于初级阶段，更没有落实到国家及省市的发展规划中，不利于能源革命的快速推进。

　　他建议：

　　一是加强能源革命指标体系研究，细化能源革命实施路径。针对能源革命的发展目标，遵循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原则，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构建涵盖能源消费、供给、体制、技术及国际合作5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将能源革命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十四五”规划中，研究将能源革命的重要指标以约束性指标或者预期性指标的方式纳入国家及省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实质推进能源革命。

　　在《关于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的提案》中刘中民认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但我国现有能源体系中各分系统相对独立，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打破系统壁垒、促进多能互补融合的关键技术短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能源状况不同且发展极不均衡，也严重制约了现代能源体系的整体建设。

　　刘中民建议，在典型区域集中开展多能融合示范，探索以能源技术创新引领能源革命的路径与模式。现代能源体系亟须顶层设计，筛选一批先进的能源技术、特别是能支撑国家能源安全的先进技术在典型区域集中示范，引导企业、地方政府等社会优势力量参与，发挥组合优势，共同打造区域级现代能源体系雏形，为在全国建设能源新体系探索路径。

　　同时，以陕西省榆林市为试点，创建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充分发挥能源富集地区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作用。榆林市是我国典型的能源富集地区，是能源“金三角”的核心区域，要加快打造服务能源“金三角”、辐射全国的能源安全技术储备基地、科技创新基地、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产业示范基地，力争成为以技术创新促进能源富集区域现代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典范。

　　在《关于合理设定和管理化石能源聚集区环境容量的提案》中，刘中民提到，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消费需求长期呈逆向分布格局，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的能源格局和流向。西北地区作为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地区，被赋予了建设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型综合能源基地，保障全国能源平衡的战略定位。但当前，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碳排放问题日益成为化石能源集聚地区发展的“硬约束”，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现象日益严重。

　　为此他建议：

　　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环保治理二者辩证关系。在不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上，科学、合理地设定环境容量指标和考核方法，精准、有力地实施环保治理政策，避免不顾经济安全运行的“一刀切”政策，坚持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的思路。

　　二要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环境容量协同管理机制。当前以行政区域为界的环保治理体系已经难以应对环境污染的跨区域流动问题，亟须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协同管理机制。

　　三要充分考虑化石能源集聚地区保障全国能源供应的战略定位和能源产品外调为主的格局，对于跨区域性的碳排放控制问题，合理分配排放源地区和能源产品终端消费地区的碳排放责任。

　　四要建立环境容量的分区、分类差异化评价考核机制。科学认识环境容量估算与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切实加强环境治理管控的精细化与系统化程度，科学量化经济社会活动与环境质量的动态关系，加快建立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动态评估和决策体系，因时、因地、因项目制定相应的环境容量管理措施。　　（郁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刘宝增：扶持超深层油气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刘宝增在全国两会上表示，受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等多层因素影响，近年来国内原油产量一直低于消费增长，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虽然我国深层油气勘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深层油气特别是超深层油气资源勘探难度大，开发方式复杂，技术研发投入大，开采成本高已经成为制约超深层油气大规模开发的一个瓶颈。

　　刘宝增认为，超深层油气资源勘探潜力巨大，具有重要的能源安全战略地位。目前，我国大部分浅层油气藏已逐步进入难动用阶段，成本也逐渐增高;页岩气虽有良好前景，但投入大、递减快，整体开发效益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煤层气仍未走出困局，产量也低于预期。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对象复杂化、勘探开发目标多元化以及油气资源劣质化已成为新常态。当前石油公司又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从注重规模发展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发展的转型期，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资源劣质化与低油价双重压力袭来，倒逼我国油气勘探要强化创新驱动，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发现的转型发展。超深层油气勘探正是资源发现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同时，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难度大、成本高，制约了油气发现进程与效益开发。超深层地质环境复杂，难钻地层多，岩体力学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难预知性，加上工具材料适应能力有限，致使超深层钻井复杂事故多，钻完井周期长，是超深层油气钻井共同面临的生产难题。目前，超深层油气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或试验阶段，因此储量动用率较低，但随着超深层油气开发的推进，陆续建成了一批以超深层为主的油气田，如普光气田、元坝气田、安岳气田、克深气田、塔河油田、顺北油田等，正在逐步攻克超深层三高(高温、高压、高含硫)油气藏开发的世界级难题，已完成一批高难度超深井，推动了我国石油行业超深井钻井技术向高难度发展。但是超深油气层距离效益开发还有距离，实际开发中，普通中浅层开发井每口井需投入约3000万元，而超深层开发井每口井需投入约1亿元，与中浅层相比，超深层油气井前期投入巨大，由于地质复杂，回报又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使得超深层油气开发压力较大。

　　因此，从超深层油气资源勘探的巨大潜力和当前开发难度大、成本高的现状综合考虑，刘宝增建议，鉴于超深层油气产业依然处于发展初始阶段，希望国家给予一定扶持政策，推动超深层油气产业克服困难，稳步发展。在加大政策配套支持方面，可以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方面给予超深层油气产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者参照页岩气产业给予一定财政补贴。例如2019年起，国家对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不再按定额标准进行补贴，而是按照“多增多补”的原则，对超过上年开采利用量的，按照超额程度给予阶梯级奖补。建议参照上述补贴原则对超深层油气产业进行补贴，有效刺激石油公司提高对超深层油气的勘探开发投入，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扭转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递增的态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辽阳石化党委书记、总经理白雪峰：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辽阳石化党委书记、总经理白雪峰提交的提案是《关于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建议》。《提案》指出，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是出厂价格以国际原油价格为基础，根据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确定的，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低油价和“地板价”红利被风险准备金耗尽。由于如何向地炼征收风险准备金的具体细则一直没有明确，“地板价”演变为国有炼厂专有“地板税”。以今年4月为例，成品油风险准备金为980元/吨，与地炼相比，国有炼厂等于增加了980元/吨“非税”成本。

　　二是“地板价”及配套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政策冲击成品油市场。“地板价”抬高了国内成品油市场价格，使进口成品油套利空间不断提升，混合芳烃、轻循环油等汽油调合资源大量进口，冲击国内成品油市场。

　　三是成品油出口配额政策限制行业发展。成品油出口实行配额管理虽然短期内缓解了油品供需矛盾，但无法满足炼厂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需要，不仅降低成品油出口的灵活性，也压缩了国有炼厂利润空间。

　　四是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不易监管。我国消费税集中在生产侧征收，属于中央税，地方缺乏监管的积极性。地炼普遍存在变票、改票行为，扭曲了市场竞争，影响油气行业健康发展。

　　为此他建议：

　　一是完善成品油“地板价”及配套风险准备金制度。应制定完善与“地板价”配套的对地炼征收风险准备金实施细则，有利于行业公平竞争、健康发展。

　　二是成品油进出口由配额制转为备案制。放开成品油进出口政府管制是实现成品油市场化改革的必经之路，不仅使国内成品油供应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还进一步提升炼化产业链的效率和效益，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高效衔接。

　　三是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环节下移。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环节应由生产端向零售端下移，使成品油税收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压缩“变票”操作空间，净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地方政府监管积极性。

　　四是实行成品油市场交易定价。明确合理的价格运行机制，不仅能提高成品油市场运行效率，减少产能盲目扩张，缓解国内供大于求的局面，也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提升石油企业竞争力。　　（张一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天津石化公司党委书记李永林：制定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顶层规划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天津石化公司党委书记李永林建议，制定氢能及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顶层发展规划，制定适合的、可操作的氢能产业管理规范和法规，加强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重点攻关，实现全面国产化。

　　李永林表示，虽然我国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已经进入了商业化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部分关键材料及核心零部件还依赖进口，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国家统筹谋划多方面问题。

　　我国氢能产业发展起步晚，缺少使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有序分工、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层面发展规划。李永林建议，制定国家氢能产业发展规划，立足于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设计未来氢能与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的可持续行动方案，明确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整体规划氢能产业重点发展区域，提出氢能产业发展路径;整体规划制氢、储氢、运氢及加氢站的发展路径，并发布持续、稳定的补贴政策，给企业一个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推动氢能与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同时，由于氢气一直作为高度危险品进行管理，部分标准与法规已与技术发展不一致，极大地限制了氢作为能源使用的大力推广。虽然今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首次将氢能列为能源范畴，但是氢能在《意见稿》中的表述仍旧有限，在氢气运输、储存、使用、管理等环节亟待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李永林建议，科学评估安全风险，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制定适合的、可操作的氢能产业管理规范和法规。可以参考成品油、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等能源的管理办法管理能源用氢，从而使氢气的大规模、长距离、低成本储运具备可行性。

　　此外，加氢站数量少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缺少国家层面规范化的加氢站规划建设审批规定，地方在审批加氢站建设时无据可依，需要各自摸索。国内加氢站从选址规划到建设完工，平均需要2年时间，甚至个别地方耗时5年。李永林表示，迫切需要国家出台加氢站审批主体、建设审批流程以及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引导和支持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

　　全国人大代表、锦西石化机修车间车工王尚典：控制炼油行业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炼油能力连年增长，2019年产能达到8.3亿吨，成品油市场供过于求，炼油行业出现结构性过剩。

　　一是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炼油行业的总体规划，淘汰落后产能，并设定淘汰落后产能的规模和时间节点;严控新建炼厂，新增产能不高于淘汰落后产能的数值。

　　二是将产能扩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外延发展转向依靠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效益提升的集约化高质量发展，向大型化、园区化、低碳绿色发展，采用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打造“智能型炼厂”。

　　三是探索以国有主营单位为试点，取消成品油出口限制，保证石油行业整体健康发展，助力国家“一带一路”贸易战略的顺利实施。(张一峰)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光辉：加大石油勘探开发支持力度

　　面对新一轮低油价，建议国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产业扶持等政策，加大对国内石油勘探开发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石油勘探开发业务可持续发展。

　　一是制定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扶持政策。对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企业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对从事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的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仪器、零附件、专用工具，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是国家层面设立风险勘探基金。加大油气资源风险勘查前期投入，以公益性油气勘探拉动商业性油气勘探。建议每年从探矿权使用费、资源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国家层面风险勘探基金，对低勘探程度区的油气勘探以及非常规油气和致密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攻关等方面给予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淄博市政协副主席、齐鲁石化三级协理员达建文：调整乙醇汽油全覆盖时间

　　2019年，我国原油消费量为6.99亿吨，进口量5.06亿吨，对外依存度约72%，1300万吨生物燃料乙醇的添加将替代约1300万吨汽油消费，占原油总消费量的比例约为1.9%，推广生物燃料乙醇对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作用有限。

　　因此，要稳妥有序推进乙醇汽油,建议调整2020年乙醇汽油全覆盖推广时间，不宜在短期内大规模强制推广，避免把石油安全问题转化成为粮食危机。同时研究推进实施E5乙醇汽油标准(添加5%生物乙醇)，并允许加入MTBE(甲基叔丁基醚)，控制汽油总氧含量不大于3.7%，这样既可解决国内燃料乙醇产能不足，减少粮食消耗，又可充分利用国内现有MTBE资源，减少投资浪费。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岳集团首席科学家张永明：健全加氢站建设审批流程

　　氢能作为一种高效、清洁、安全、可持续的新能源，是解决汽车尾气污染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最佳途径，被视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但是对加氢站建设而言，主管部门缺位，归口管理还未明确，加氢站建设的立项审批流程复杂，缺乏可操作的加氢站审批及监管办法。

　　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应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政策或管理办法，健全监管体系，确定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主管部门;出台专项规划，对加氢站、制氢厂等审批流程予以规范指导和优化，明确加氢站的选址、土地使用、报建、施工、经营全过程的审批及管理流程和相关监管职能部门，构建氢能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和氢能产业化发展的支持政策和监管体系。

　　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德权：将氢能综合利用价值最大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国，在大国矛盾和竞争长期存在并可能激化的现实格局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重要任务。因此发展绿色氢能应当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绿色氢能在储能、交通、建筑和工业领域被广泛应用，为全球碳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我国，氢能仅仅在交通领域局部地区进行了试点应用，且高度依赖政策性补贴，不具备商业示范效应。建议国家积极探索氢能经济上和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合理路径，鼓励试点企业整合氢能行业先进技术和优势资源，建立绿色氢能综合应用示范基地，充分利用氢气制取渠道广泛、电解水制氢生产过程抗扰动能力强、氢能储存能量密度高、生产和使用场所可分离、燃料电池热电综合能效高等技术特征，探索能源综合管理模式，使氢能综合利用价值最大化，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曹阳）

　　(文字除署名外由叶金菊整理)